□ 庞国翔

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，谨以此文献给这些英烈！

——作者题记

苦心寻找烈士亲人

三年前的初春，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某个培训时，参观复旦大学校史馆，在“复旦英烈墙”上，发现一红色五角星嵌中的花圈图案下有一段文字——

邹泽沛（1916年—1941年），四川江津人，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33年9月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学习，1936年4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。1941年7在狱中病逝。

这段简短的文字令我震惊。我作为一名江津人，一名党员干部，并且在本地党史部门工作过，居然不知道邹泽沛这位“复旦英烈”。校史馆除了这段简短的文字外，我没查找到任何资料。但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了解到邹泽沛的事迹，寻到他的亲人。

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打听这位“复旦英烈”。我曾多次向江津的文化学者、作家等地方文史界名流打听，但得到的信息仍是很少。区政协领导叫我去区委老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档案局处查，去了仍是“泥牛入海”。难道这位“复旦英烈”不是江津人？是复旦校史馆搞错了不成？

去年国庆节，区政协的一名同志提醒我，让我到江津城郊艾坪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处看看。他还给了一本他的藏书《江津姓氏与族谱》给我。我来到烈士纪念碑下，数着碑上镌刻的近千名为江津解放和建设牺牲的烈士名单，心里非常沉重。突然，“邹泽沛”三字醒然入目。不过仍只是三个字，没有其他信息。这也很好，这能证明“复旦英烈”邹泽沛确有其人，并且是江津人。

我认真翻阅这本《江津姓氏与族谱》。书上介绍江津邹氏家族多集中在龙门场，且多为“泽”字辈。

我决定去“赶”龙门场。镇里的宣传委员陈先利给我提供了很多信息，他告诉我龙门场姓邹的且是“泽”字辈的人，多集中在老街——沱湾街。于是，我七弯八拐来到沱湾街。老街静悄悄，我转了很久。走到老街下段，仍没有人在街上行走。我有些失望，左顾右盼，十多分钟后走来一位满头苍白的老太婆。我问：“这街上有姓邹的街坊吗？”她说：“下面小平房主人好像姓邹——”

终于有了转机。我走进平房小院时正出来一个人。我忙问他姓不性邹，他说他姓刘。我有些失望，但还是跨进小房间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，墙上挂着一个老人像，下面的名字是：邹泽锡。

姓刘的人马上说，这是我租的房子。老板姓邹，叫邹长康，这遗像是他父亲的。他马上找出邹长康的电话，但无论如何打不通。原来电话少了一位数。我们又在街坊熟人中七找八找，总算找到邹长康的全号。终于，在打了无数次电话后，电话接通了。原来，邹长康已外出多年。他说，他有个烈士伯父叫邹泽沛。他是烈士邹泽沛弟弟邹泽锡的儿子。

下午，我们在重庆城区与邹长康见了面。他抱来一堆资料，包括已发黄的《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》等等。

再后来，我们与中国科协退休的罗女士取得联系。她母亲当年曾与邹泽沛是一个团支部的。在她帮助下，我们查阅了上海市档案馆等提供的资料。一个血肉丰满的英雄人物，展现在我们眼前……

少年邹泽沛

1913年，邹泽沛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（今重庆市江津区）龙门场沱湾街144号（“复旦英烈墙”上邹泽沛出生于1916年有误）。父亲邹德铭和母亲王氏在这里经营一家专营白酒和榨油的商号。三年后，王氏生弟弟邹泽锡，这就是现在邹长康的父亲。

邹泽沛7岁时父亲就将他送镇上的小学读书。1927年秋，14岁的邹泽沛考入江津中学。在学校中，邹泽沛积极开展学生运动，每次集会和游行，他都带头高喊“打倒军阀”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等口号，他能将进步老师的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。

毕业这年发生的“篮球事件”将他推到风口浪尖。这年，邹泽沛给老家龙门场小学校长黎昌辉写信，说要带八九个中学生回来与小学老师开展篮球比赛。校长满口答应并表示欢迎。这天，邹泽沛带着同学回到龙门场，他先到自家吃饭后赶到小学，但校门紧闭，不见人影。一问才知是校长听人说邹泽沛在江津中学是个“领头闹事”的“涉红”分子，于是不打一声招呼就拒绝球赛并关闭校门。邹泽沛犹受奇耻大辱，领头挥拳砸了校门和窗户，并抓起桌上的纸笔，写下“打倒言行不一的校长黎昌辉”等标语满街撒发。这下可惹了祸，学校一纸公文将邹泽沛告到县政府。

转学复旦大学

邹家的生意越来越难做。父亲卧病在床，整天咳嗽。商号的事全由邹泽锡学着打点。父亲多次将邹泽沛叫到病床前，告诫他不要在外“惹是生非”，好好在家学做生意。但邹泽沛哪里听得进。他对家人说想到成都读书，父亲不同意。邹泽沛只好求助于学掌家业的邹泽锡。

邹泽沛在邹泽锡支持下先到成都。1934年，他又突然来到上海，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。入学后不久就参加党组织领导的“教联”，接着入团。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，一边积极参加学潮，策动学生运动。

邹泽沛接到上级指示，要他到同济大学组建团组织。他立即来到同济大学，与同济大学的李欣、陈平及唐英之3位团员接上关系。不久，同济大学团支部正式成立。这一年，邹泽沛给老家寄来一封信和照片。信中话不多，只说他在复旦读书，很认真，也很辛苦。一张照片是身穿漂亮的白色学生装，手扶着一辆自行车，脚穿皮鞋，很洋气。他的目的是想告诉家人，他在上海很好，请家人放心。其实，外地早有消息传回老家，说他在上海根本没有读书，而且参加了“乱党”组织。父亲邹德铭痛心疾首，病情加重。

走上职业革命之路

不久，邹泽沛被调往江苏省团委，并任上海沪西区团委书记，不久又被任命为沪西区委组织部长。由于他出色的演讲口才和宣传鼓动能力，1936年1月，他又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。

他非常关心上海各大学团组织的工作，常去参加支部活动，帮助制定发展组织计划。当时，同事李欣曾向往去红军大学在革命根据地公开地从事革命工作，他觉得白区的地下革命斗争总是隐隐蔽蔽，虽有一腔热情，但不能大显身手。邹泽沛了解到李欣的想法后找他促膝谈心：白区工作屡遭破坏，你若走了，谁来坚持白区工作？在他的劝说下，李欣打消了去红军大学的念头。

一次，邹泽沛通知同济大学团组织负责人李欣前来领取宣传革命的印刷品。这是一项保密工作，邹泽沛嘱咐李欣先去买一些日用品，然后利用日用品包装盒来装宣传品。李欣按此方法领取了宣传品，在返回的路上，不想遭到敌人搜查。正是这些日用品包装盒，将宣传品进行了再包装，敌人掀开背包看了看，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，就放了行。李欣圆满完成了任务，暗自思忖：好险呀，幸好听了邹泽沛的话。

1936年4月1日晚，这是一个漆黑的深夜，共青团江苏省委遭到破坏，邹泽沛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。

监狱中斗争

与邹泽沛同住的共青团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许亚也同时被捕。他俩被一同收押在新闸捕房里。其实，当局并不了解他们真实具体的身份，同时也为了抢功，就没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警察署，而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诉。在审讯中，邹泽沛镇静自若，对答如流，当局找不到一点破绽。捕房只能根据抄获的一些证据，宣判他们是共产党重要分子，煽动工人、市民阴谋推翻租界统治，最后以“危害民国罪”判处八年徒刑。宣判后，邹泽沛等人被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。

在狱中，邹泽沛化名为李文新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，并且在政治犯中加强教育和理论学习，提高思想觉悟，坚定革命意志。他们在狱中成立了“同难社”，创办《同难生活》杂志，筹建狱中团支部，同敌人展开斗争。

狱方很害怕政治犯进行政治活动，他们规定除了《圣经》等宗教书籍以外，其他内容的书都不准阅读更不准犯人亲属送入。“同难社”便向狱方提出准许亲属扩大送书范围，准许用被捕时身上的存款买书的要求。经过许亚、邹泽沛等若干次斗争，特别是与当局进行辩论，狱方终于同意他们的“读书要求”。这些政治犯的家属一开始以送《三国演义》等书作试探，然后就有计划地送哲学、经济学等书籍。这样，十多种进步书籍，陆续被送入牢中，甚至还夹带了《论持久战》单行本等。这些书在政治犯中秘密传阅，有的狱友风趣地把监狱称为“香港大学”。

邹泽沛是个天生的辩才，能言善语，口锋凌厉。无论是对“政治犯”的教育或是面对监狱当局的斗争，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。在每次放风中，他总是找人谈话，他道理讲得深刻，但通俗易懂，大家很喜欢听他讲解，称他为“理论家”。在他帮助下，狱中许多同志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，出狱后又立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和激烈的革命斗争中。

血染提篮桥监狱

狱中的邹泽沛曾给江津同乡同学黄宇齐写了一封信，说他在上海的“生意”蚀了本，很困难，这实际上是暗示他已被捕。1939年初冬，老家龙门场沱湾街二弟邹泽锡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信。信中称邹泽锡为“表弟”，写信人自称为“表兄李文新”，信中说他正在狱中。邹泽锡一看便知是大哥邹泽沛笔迹，此证实了黄宇齐早前暗中传来的信息。邹家人忍着悲伤，寄钱到监狱。父亲得此消息，捶胸顿足，三天后溘然而逝，时年53岁。

邹泽沛并不知道父亲离世。他在狱中坚持着斗争。他的身体本来就瘦弱，加上营养不良，忘我工作，特别是狱方在政治上的折磨，使他不幸患上严重的肺病。但他在斗争中越来越坚强，敌人发现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“头头”，对他的折磨和拷问就越来越狠毒，总使出各种伎俩折磨他。

邹泽沛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他向狱方提出购药，狱方根本不予批准。他整天咳嗽不止，有时咳出血块。1941年7月的一个深夜，年仅28岁的邹泽沛在狱中牺牲，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。

……

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时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的黄宇齐曾回江津，向当地介绍邹泽沛在狱中斗争的英勇事迹。此后，江津县和龙门乡两级党政负责人亲手将《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》送到了龙门场沱湾街144号邹家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由于当时知情人太少，加上建制调整，邹家人迁出等，革命英烈邹泽沛的事迹几乎被人忘却。我们家乡人真不该忘记这位英烈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