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封富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。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但知青生活中的一些往事，不像樱桃芭蕉那么容易移换，更像历久弥新的珊瑚礁，虽会在潮起时暂时隐没，但潮退后又会执着地在海面上凸显出来。

1970年，我响应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号召，初中毕业下乡到四川省江津县（现重庆市江津区）李市区慈云公社四大队落户。

我落户的地方是山区，土地贫瘠，生活艰苦，但村民对知青都很好，关心我日常的饮食起居，教会我各种农活技艺。一年下来，我基本掌握了农村的十八般武艺，和村民打成一片，很快被评为先进出席社、区、县三级知识青年代表大会。

当机手备受羡慕

下乡两年后，大队推荐我参加区农机站为期一月的培训学习，归来后就成了专职的柴油机手。机手的职责很重要，大到为农田抽水灌溉，小到为村民打谷去糠，是农村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。

在农村当机手受到很多人的羡慕。知青对我说：“你这工作有技术含量，还有空闲读书学习，好得很！”村民对我说：“你在机房里不受日晒雨淋，外出抽水还有豆花腊肉吃，好让人羡慕！”其实，说话人不理解，每一项工作都有它自身的艰难，当机手也不容易。那时山区无电，老式柴油机靠手工启动，冬天柴油黏腻，油嘴喷油不畅，机器很难发动，得点燃火花塞插入气缸中的油嘴下方，下死力摇动曲柄，利用飞轮惯性带动活塞转动。一个冬季，文弱书生就变成了“铁臂阿童木”。外出抽水在烈日下安机器、接水管，泥里来水里去。一个夏季，白面文人就被晒成了非洲小伙。苦是苦点，累是累点，可看到禾苗喝足清水迎风起舞，村民捧起白米笑逐颜开，我心里就比喝了蜜还甜。

演谐剧一炮走红

1974年，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，我忝列其中。一开始排练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选段“痛说革命家史”。谁知扮李奶奶和李铁梅的两个知青没有京剧基础，不是唱腔跑了调，就是高音倒了嗓，不得已另选剧目。宣传队队长是我弟弟封清，他和我冥思苦想，终于想起我们看过的四川谐剧《娶女婿》，主线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辅线是移风易俗、男到女方。我俩用十个晚上，回忆加想象，终于拉出了剧本。唱腔换做念白，对话完全采用本地方言，并有机加入当地发生的故事情节，让剧情富有本地生活气息。我扮主角男方家长（亲家），陈知青扮配角女方家长（亲家母），还有两个知青扮恋爱中的青年男女。一排练，大家都说好。

元旦节，公社举办庆祝晚会，六个大队宣传队各出三个节目，我们出的是四川谐剧《娶女婿》、男子群舞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、女子群舞《沁园春·雪》。结果，谐剧一炮走红。特别是我扮演的那个思想陈旧的亲家老头，穿着土不拉叽的旧袄，说着土得掉渣的方音，演着当地熟悉的生活情景，逗得台下的观众掌声时起，笑声不绝，将整台晚会推上了快乐的巅峰。一周后，我去公社赶集，路上都还有割草的孩子追着模仿我说过的台词。

当老师崭露头角

1975年，我成了大队小学老师。小学坐落在高山石岩上，原本是一座古庙，故名石庙小学，后来破旧立新，改名打石小学。学校共五名教师，除校长万金全夫妇是公办教师外，我和另外两名教师属民办教师，课时折合为工分，年底按工分分红。学校实行包干制，万校长负责六年级，我负责五年级，校长夫人周开兰负责四年级，汤铭富负责三年级，陈绪泽负责一年级和二年级。我生于教师世家，毕业于重点中学，很快就崭露头角。一开始我上语文公开课，全公社六所小学与一所中学的领导和语文教师都来听课。我教的课文叫《标杆》，内容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在实践中出真知。公开课获得成功，听课领导和教师纷纷评价“讲得清楚”“讲得实在”“讲得生动”，但也有两位和我一样由知青转过来的老师说我对知青“批评过多”“肯定不足”。这让我明白“教育是一门遗憾的艺术”，只有不断加强自我提高，才能尽量减少遗憾。后来，公社中学不断借调我去代初中语文课，还让我辅导教师函授学习“汉语拼音”和“汉语语法”两门课程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出人意料地以初中学历考上了四川师范学院（后更名四川师范大学）汉语言文学专业。临走前，学校为我举办欢送会，会后摄影留念，除五名老师外，还来了两名我教过的学生。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，那是一段弥足珍贵的时光。

20年后，我以大学教师的身份到李市区成教中心上本科函授课。课后，雇了辆小面包车故地重游，回到了慈云公社四大队。当年的柴油机房变成了一家饭馆，打石小学又换回了石庙小学的旧名。我相继见过了大队长、妇女主任的儿子、公社会计的孙女，还有一大帮我叫得出名或者已经叫不出名的昔日伙伴。他们仍叫我“封知青”，并说我是四大队26名知青中回来看望过的第12位。几位年龄稍稚的昔日伙伴拉着手不让我走，说我们知青在的那些年是他们生活中最难忘的时光。

我最终还是在司机的催促下上了车。车在机耕道上疾速前行，我把目光投向车窗外，看着曾经入梦过的山山水水次第清晰然后再倏尔隐去，成为过往。